2023年5月31日，由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中国国际商事经济法中心（CIBEL）和新加坡国际争议解决学院（SIDRA）联合举办的会议：“‘一带一路’倡议（Belt Road Initiative，“BRI”）中的争议解决”在线举办，该会议由CIBEL中心副教授Kun Fan主持，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Mark Feldman作为五位受邀演讲者之一参会。
本次会议关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方式（Dispute Resolution），并探讨了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国在BRI框架下的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内部张力。中国不断增强在现有国际治理机构中的地位，同时也通过非正式机制寻求新的治理方式并扩大影响力。在争端解决方面，中国也力图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通过其务实和灵活的方法，以及利用法律作为软实力和非正式主义（Informalism），发展了一种与美国主导不同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国似乎也在采取更加法治化的方式，参与现存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建立自己主导的机构。
Feldman教授在其演讲中探讨了基于现存的两个全球化机构，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ICDPASO），在北京建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该提议呼应了Feldman教授于2023年3月发表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直接投资展望》（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的文章《对北京投资仲裁的新构想》（An Opportunity to Reimagin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 Beijing）。
关于“一带一路”与国际争端解决之间的联系，Feldman教授提到，当BRI构想在2015年被首次提出时，其并未提及国际争端解决在支持BRI中的作用。在2018年，中国在其意见中提出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发展指导，重点关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建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方面的作用，该法庭设有西安和深圳两个法庭。这一集诉讼、仲裁、调解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的提出，具有鲜明的特色。
关于ICDPASO，它是由超过30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共同建立的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之一。根据其章程，ICDPASO预计其工作范围将包括一系列国际商业纠纷解决以及能力建设和教育。相关工作将包括与BRI相关的争端解决，但也会超出BRI的范围。Feldman教授建议，让这个新机构提高知名度的一种方法是尝试在未来新的投资条约中明确约定这一仲裁形式。此外，Feldman教授指出，ICDPASO确有潜力通过提升亚洲区域的代表性来增加仲裁员的区域多样性。
与专注于争议解决、提供调解和仲裁综合服务的ICDPASO不同，AIIB尚未进入争议解决领域。但是，Feldman教授指出，AIIB有可能进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包括可能开发某种形式的法律工具，这些工具可以部分仿照ICSID公约。
至于AIIB与BRI的关系，前者的投资项目并不局限于BRI缔约国的辖区。正如AIIB行长金立群所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治理运作。BRI是一个了不起的计划。……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AIIB还在其2019年国际法年鉴（2019 ICSID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中考虑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潜在工作。与ICSID相比，Feldman教授提出，AIIB作为一家多边开发银行，如果其希望支持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它可以像世界银行所做的那样，寻求营造一种“相互信任的氛围”（“atmosphere of mutual confidence”），鼓励投资者参与更高水平的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就相互信任而言，决策者之间的区域代表性，尤其是来自亚洲的代表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Feldman教授还强调，ICSID的局限性之一是它没有强加任何实质性义务，这是一个刻意的战略选择，以吸引更多国家缔约。对于AIIB来说，一个机会正在于此——在制定实质性义务和法律工具方面不那么中庸，包括将可持续性等问题纳入考虑范围。
据此，Feldman教授提出了一个在北京建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设想，该中心将基于AIIB和ICDPASO两个现有的机构，并考虑它们与“一带一路”以及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这个设想有助于提高亚洲地区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并为发展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模式提供一个机会。
撰稿：孙凡舒
校对：邢嘉宝、段达、李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