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专访 | 汪永喆：捐赠STL首个全额奖学金，助力更多学子追梦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2010级校友

汪永喆

“京鼎世家”联合创始人

是什么促使您设立STL首个全额奖学金？

捐赠的核心驱动力很简单，是“对STL的深厚情怀”与“想为学院解决实际问题”的初心。STL培养了我，现在它有需要，而我刚好有能力，就该帮一把。就像当年老师、校友帮助我一样，这是一种“传承”。

在STL的四年，是我建立法律认知、塑造价值观的四年。老师们教会了我底层逻辑与底线思维，同学们给予我真挚的友情和帮助，这四年是我铭记在心的最美好的求学时光。虽然现在工作繁忙无法经常参与校友活动，但捐赠是我当下能切实做到的事情。

同时，我也受到了校友们的启发。看到师弟周青（STL2012级校友）的捐赠表率，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有条件、也应该为学院做些有意义的事，也希望能带动更多校友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发回馈母校。

再者，我设立这项奖学金，是希望帮助更多优秀学子不受经济条件制约，选择STL并安心在STL学习。我深知STL的独特教育价值——作为国内独一无二的同时系统教授中美两国法律课程的法学院，STL用四年覆盖原本“三年中国法律硕士+三年美国法J.D.学位”的课程，课业压力极高，但不少学生却因经济问题放弃报考STL或因打工兼职影响课业学习，实在可惜。希望这项奖学金可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让更多有志于涉外法律事业的年轻人能够无忧地投身于此，不负韶华、不负热爱。

在这里还要感谢京鼎世家股东会的全力支持。我发起捐赠提议后，其他股东们都很赞同，能为教育做贡献是大家都赞同的事。之前创业的时候给公司取名，最后敲定为“京鼎世家”。“京”是北京大学的“京”，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正是靠着一众北大校友和老师们的帮衬，生意才勉强维持、逐渐做大，公司的名字不仅饱含了我创业的初衷，也时刻提醒着我不忘初心。

您希望该奖学金帮助到哪些学生？

我觉得可能这两类学生最需要帮助和鼓励：

第一类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不低，加上四年的学费，对一些同学来说压力很大。我见过有同学因为兼职而影响学习，也见过因家庭差距而自卑的同学。我希望这份资助能帮他们卸下负担，全心投入学业，不让经济条件成为梦想的障碍。

第二类是成绩优异、潜力突出的学生。奖学金不仅是资助，更是一种激励。对努力上进的同学而言，全额奖学金既是肯定，也是动力。希望他们能带动更多同学积极向上。

您对未来获得奖学金的同学有什么寄语？

首先想对经济困难的同学说：“人穷志不短，平台即机遇”。暂时的困境无法定义你们的未来。STL给你们的是“同时掌握中美法律、对接国际资源”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当年我也不是出身富裕家庭，但正是靠在STL打下里的法律知识体系，才一步步走到今天。希望你们不要被暂时的经济困境和繁重的课业压力吓到，而是把这份奖学金当成底气，好好跟着老师们学逻辑、学思维，多参与案例讨论、模拟法庭、Law Review等学术活动。未来无论是考公、做律师、做企业法务，还是去国际组织，这份“学贯中西”的背景都会成为你们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想对成绩优秀的同学说：“珍惜平台，未来担责”。你们能拿到奖学金，说明你们有能力、有潜力，但不要只把它当成“荣誉”，更要当成“责任”。STL的教育目标从来不是“培养普通律师”，而是“培养能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发声的法律人才”——未来你们会跟之前的师兄师姐们一样，进入公检法系统，推动法制完善；或者成为涉外律师，处理中美贸易战、国际诉讼；或者从事跨国法务，帮中国企业出海规避风险；或者进入国际组织，像我们班的同学周聿和我自己之前那样，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为人类和全球问题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希望你们加倍努力，不仅学好法律知识，更要培养“全局视野”，比如多关注国际法庭案例、跨境交易规则，未来在自己的岗位上“推动中国法制的健全与国际化”——我们班已经有很多同学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毕业十年后，现在都是法律专业方面的知名标杆人物了，这都于在STL四年的魔鬼式训练分不开。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都相信，你们未来会更优秀。

最后想对所有获奖同学说：“懂得回馈，保持初心”。今天你们是奖学金的“受益者”，未来希望你们能成为“回馈者”。怀揣感恩之心，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捐钱，而是当你们有能力时，无论是帮学弟学妹就业、参与校友活动，还是为学院出谋献策，都能记得“STL曾帮过你”。回馈母校是自发的、真挚的，我只是“我刚好能做，就做了”，未来你们也会一样，随心、尽力就好。

回望在STL的学习岁月，有哪些老师或经历对您影响至深？

STL的卓越的师资令我终生受益，创院早期多位美国法殿堂级大师被邀请来为我们授课。其中教授三门“万法之母”也就是刑法、民法、商法的三位教授的课程与言传身教，更是如灯塔般照亮了我对法律、对世界的认知。

第一位是美国刑法学的奠基人George P. Fletcher教授。Fletcher教授作为NYU（纽约大学）的顶级学者，是美国刑法界的传奇人物——他的著作《Rethinking Criminal Law》（《重塑刑法》）曾震撼整个美国刑法界，从哲学视角重构了对刑法规则的思考。他仅为我们教授了一个module（约6周）的课，却彻底改变了我对法律学习的认知：我们学的不是孤立的法条或案例，而是“法条背后的逻辑”——比如讨论“杀人是否偿命”，他会引导我们拆解正当防卫、过失等不同情形下的伦理价值取舍与深层哲学思辨，让我意识到法律绝非机械的规则集合，而是承载着对人性、社会秩序的底层思考。这种“穿透表象看本质”的思维方式，后来无论是做律师还是创业，都让我习惯从底层逻辑出发判断问题。

1L学院组织的秋游

第二位是民法领域的Whitmore Gray教授，他是STL创院院长Jeffrey Lehman的老师，80多岁高龄仍来校授课，也是我们“STL老三届”学生的民法启蒙者。他用案例法体系的思考逻辑为我们搭建了美国法律体系的框架，从民法中的权益思考到人文关怀，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尽管80岁高龄，教授永远提前10分钟到课堂等候学生，哪怕教学楼简陋（当时STL新大楼还未建成），也毫无大咖架子，每次office hour都和我们一群学生在相对简陋的办公室聊天，经常超时，一聊几个小时。他非常鼓励我“多学一门外语”，建议我利用一年级的寒假开发第二外语。他是早期70年代来中国的法律学者之一，精通中文，可以用中文阅读中国法原文。我受他的影响，后来陆续选修了法语和日语，这份“拓展边界think out of the box”的意识，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选择。更难得的是，他会主动为学生牵线，在论文研究上，帮我联系了很多美国顶尖法学院的教授学者，80岁高龄仍无私助力，让我深切感受到“教书育人”的真正含义——不仅传业，更要立人。

3L在美国University of San Diego法学院交换时期，在学校组织的国际文化日上代表中国走秀

第三位是商法领域的William T. Allen教授，他曾是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的法官，而研究美国商法的都知道，特拉华州的判例奠定了美国商法案例法的核心体系，我们学Business Law这门课时，教课书上的很多经典判例都出自他之手。听教科书上的法官，亲自讲他做每一个判决时的背景环境和背后的思考，让我们对公司法、美国商法规则有了最内幕的了解，也更能直观地感受到“法律如何塑造商业秩序。

正是因为多位美国法学殿堂级人物前来STL授课，我们当时学习热情高涨，熬夜啃case、写case brief，那种为了探索法律本质而全力以赴的状态，至今仍是我心中最纯粹的学习时光。

此外，STL Law Review的经历也让我印象深刻。我是STL第一届Law Review的创刊副主编，当时和团队一起搭建期刊框架、审核稿件。毕竟任何法学院的学术地位都离不开优质期刊，而“法学学术生态”对一个法学院的长期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在美国交换和实习工作的9个月，更让我实地感受到中美法律体系的差异与互补，也为后来的涉外工作（联合国、香港律所）打下了基础。

第一届STL Law Review主编团队合影

您毕业后为什么选择了创业？

我并非一开始就选择创业，而是经历了一段“职业探索期”。STL的中美法律教育拓宽了我的视野，帮助我获得了联合国工作的机会，并在香港律所工作了两年。2019年，因家庭原因，我回到深圳，并意识到陪伴家人和做有意义的事更为重要，这为我后来的创业埋下了伏笔。

创办“京鼎世家”的契机源于我对房地产的兴趣。高中时看过一些企业家比如李嘉诚的传记、香港与内地的商业史等书籍，当时就觉得，做生意不能不懂房地产。2015-2016年，我在香港做律师时，就开始了第一次创业，赚到第一桶金后，就买了几套深圳房产。之后历经了两波房地产起伏周期，我选择的房产却一直都很“稳”。身边的校友也逐渐开始向我请教房产问题。后来我意识到，房地产决策不仅仅是选小区这么简单，它涉及全面的经济学、法律和市场逻辑。后来，在一位师姐的鼓励下，我决定将这种咨询服务转变跟法律咨询一样的专业咨询商业模式，帮助更多普通中产家庭做好资产配置决策。

创业初期最难忘的挑战是什么？

创业初期的最大挑战是行业的乱象。这个行业一直鱼龙混杂，各种乱象多不胜数。但我们坚持只推荐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并且还严重被低估的项目，这样的正心正念才能行稳致远。

另一个挑战是流量与业务的不稳定。公司早期是“闭门模式”，很像一家boutique law firm，靠口碑介绍，主要服务高净值家族，没有流量就没有新客户。后来转型做自媒体，又遇到“流量起伏”的问题——知识付费行业本身竞争激烈且人员流动性很大。2020年疫情初期，流量骤降，我们不得不调整策略，从“高净值客户”转向“中产家庭”，才慢慢稳住业务。

第三个挑战是团队与空间的扩张。公司本部一直在深圳的百度大厦办公，是这栋楼2019年落成后的第一批租户，初期员工并不多，后来业务发展从半层扩租到两层楼。在2022年前后的经济起伏中，很多公司退租办公室，我们也面临现金流的压力——但最终咬咬牙坚持下来，一是因为不想放弃积累的客户资源，二是相信房产行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占GDP 6%-9%），上下游涉及180多个行业和7000多万人的就业，未来一定会回暖。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创业不仅要“有初心”，还要“能扛压”。

京鼎世家与知识IP的成功之道

京鼎世家的成功源于我们始终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保持“正心正念”。我们只推荐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的被低估的房产，并与专家大师合作打造经济学和房地产知识的科普课程，通过“通俗+专业”的内容形式传递有趣且实用的经济学知识。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不仅帮助客户理清了的思路，也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

想问一下师姐在打造个人IP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如果说有什么收获，最核心的是学会用“真诚”连接他人，用IP传递有价值的观点。我们希望通过做知识IP传递正确的理念，比如告诉大众“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 “不要过分妖魔化房地产” “不要投机炒房”等等，要冷静理性地看待房地产等等。STL的法律教育教会我“严谨、务实”，培养了我“讲事实、摆依据”的律师工作习惯，所以我录视频和直播时还是坚持说事实、讲干货。我希望通过传递正确理性的房产投资理念和法律风险意识，能够真正帮到别人，成为传递社会责任感的窗口，这比“吸引流量和涨粉”更有意义。就像当年STL的老师无私帮助我一样，我也能用自己的经验帮到更多人。

另一个收获是——做IP让我更了解大众需求，从而反哺公司业务。作为公司创始人，平时接触的多是团队、教授和客户，很少直接面对大众。但做IP时，看粉丝评论，能让我知道大众更关心什么，从而根据大众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去设计不同类别的课程。还有人问“能不能推荐靠谱的律师”，这也让我们拓展了“房产+法律”的合作业务，比如和有STL校友的律所合作，为客户提供产权审核、婚姻家事、家企风险隔离等法律服务。可以说，“豆老师来了”不只是我的个人IP，更是公司“了解市场、优化业务”的桥梁。

 您如何平衡“企业家”和“知识IP创作者”的双重身份？这两者对您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我并没有刻意打造“豆老师来了”这个IP，它也不是一个大IP，更多的是分享一些我觉得有点意思的干货知识。我日常工作的重心还是落在管理公司上，比如对接教授、团队管理课程方向规划等等，每周只抽半个下午录视频实在不能称得上一个“知识IP创作者”。

其次，我更不会说自己是“企业家”，因为我们目前还处于初创期，团队多为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更崇尚平等开心的工作氛围和情绪价值，我自己现在每天都被这些年轻人鞭策，公司的这些小朋友天天拿着鞭子在催我干活。激发团队的自主能动性才是公司老板最重要的工作，当然老板也不能偷懒。我之前在律所时，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自从开始创业，每天睁眼就是工作，一直到睡觉前，没有下班的时候。

至于意味着什么，我感觉更多是一种“责任”，对公司目前的两三百名员工、对信任我们的粉丝和客户负责，以及通过积极缴纳社保、税费、解决就业、做知识IP传递正确理念，从而对社会负责。

您支持学弟学妹在当下选择自媒体创业吗？

我支持学弟学妹做自媒体，但不建议轻易做全职自媒体创业。自媒体可以作为个人名片，是低成本的自我展示工具，值得尝试。但全职创业风险太高，尤其是对在校生或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此外，不影响学习是前提。STL的课程压力很大，四年要学完中美法律的核心内容，如果因为做自媒体耽误学习，就得不偿失了。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拍一些校园美景，拍一些分享法学院日常的视频，或是课后录一段“美国刑法小知识”vlog（比如用通俗的语言讲“正当防卫在美国和中国的区别”），既巩固了知识，又能帮学院吸引优秀学生，也能普及知识。但不要为了涨粉逃课、熬夜剪视频，学习才是在校生的主业。

对刚毕业的学弟学妹来说，自媒体可以是职业的补充。比如做律师的同学，若做离婚、劳动法等ToC业务，可以开个小红书账号，分享“离婚时房产怎么分”“被公司辞退怎么办”，既能获客，又能建立信任；做法务的同学，可以分享一些不涉及商业秘密的干货，比如“股权转让合同里存在的潜在法律风险点”等。但要记住，利用自媒体 “锦上添花” 可以，这个行业的风险远超想象，流量不稳定，生存压力大都是现实问题。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没有资金、没有资源、没有行业经验，很难扛住流量波动的压力，可能几个月就撑不下去了。未来的路很长，律师、法务这些职业的积累才是长期竞争力。

回望来看，STL的教育和经历对您的创业理念、投资判断以及IP打造思路有哪些具体影响？

首先是底线思维。不碰法律红线。很多人常开玩笑说，学法的人无法成为成功的商人，因为过于保守。的确如此，STL的法律教育让我更为深刻地理解社会的底层逻辑，也让我养成了凡事先想风险的习惯，对短期利益时刻保持警惕。

其次是计划与拆解能力。把目标落地，不盲目跟风。在STL写了四年的case brief，要拆解案例的“事实、争议点、判决理由”。创业后，这种潜移默化的能力帮我把模糊的目标拆解成可执行的步骤，“事实，困难，怎么做”，也使得公司在经济起伏中始终稳步发展。

最后是长期主义。不追快钱，重视信任。STL的老师，比如Gray教授、Fletcher教授，都是“做长期事”的典范——Gray教授80多岁仍坚持教书育人，不图名利；Fletcher教授用几十年研究刑法，写出影响行业的著作。这种“长期主义”也影响了我的创业理念，我们不做“引流-割韭菜”的快钱模式，而是花时间打磨课程、建立客户信任，为客户提供长期的始终如一的服务。此外，公司在百度西塔办公多年，哪怕经济不好也不退租，就是为了为团队和客户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办公环境。这种“长期主义”虽然短期盈利很少甚至不盈利，但长期来看，客户复购率和推荐率都很高，公司也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的加入，“行稳致远，慢就是快”是我们所有股东一致秉承的理念。

在京鼎的工作中，是否有一些时刻让您觉得“幸好自己有法学背景”？

正如我前面所说，法学背景培养了我的“底线思维”，底线问题绝不能碰。其次是培养了我总结与发散的能力。总结能力，就是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提炼规则，比如从众多具体房产投资案例中总结出一个体系或方法，形成模板；发散能力，就是将总结的规律应用到实际的不同层面，比如在为各大教授设计课程时，我们会帮助他们把复杂的经济理论转化为普通人能理解的生活案例，从而能让更多人听懂。

如果要给STL的学弟学妹们一些建议，您最想强调的是什么？

STL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学贯中西”的平台，它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审视中美法律制度的相同和差异，4年的课程更是浓缩了中美两国法学的精华。真的希望大家不要被现时的大环境和经济问题影响，可以安心学习、用好在STL的四年，毕竟未来的路还很长，扎实的专业积累才是最可靠的底气。

这次奖学金是您与母校的一次特别连接，未来是否还会继续考虑在教育领域或社会公益方面开展更多支持？

如果今年奖学金设置的效果好、资金使用效率高，我们公司运营稳定没有太大负担，以后的每年都会继续捐赠。STL是我的母校，也是我最想支持的教育机构。未来的支持可能不会只局限于奖学金，而是会根据学院的需求和短板调整方向，比如支持STL的师资建设和学术生态，资助学院多邀请国外顶级法律学者来授课，帮助STL打造更优质的学术平台。我也不希望搞所谓的颁奖仪式或者过度宣传，我们公司本身也是MCN机构，平时的宣传已经够多了，没必要占用学院的渠道。

我始终记得，STL教给我的不只是法律知识，还有感恩与责任。当年学院给了我们最好的教育资源，现在我有能力了，就该回馈学院、回馈社会，这不是义务，而是初心。未来只要京鼎还在，只要我还有能力，这份“回馈”就会一直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