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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23 Views: 15
Q：回望10年前在STL的求学时光，师姐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些相关的记忆和体悟？
A：我在STL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入学之初，前所未有的压力便扑面而来。身边同学个个藏龙卧虎，省或市状元、清北本科尖子生比比皆是。在这样人才济济的环境中，我不免陷入了深深地自我怀疑。我记得当年阅读案例时，每个英文单词都认识，但连成句子、形成段落后，却完全不知所云，无法理解其中的法律逻辑与精髓。对于最初学习的第一门课程侵权法，面对大量的阅读材料、陌生的案例教学法、以及同学们在课堂上面对苏格拉底式提问从容自如的发言，巨大的不适应感使我的心态不断失衡，学得格外吃力。
记忆最深刻的是，在1L Q1的一个晚上，当时我们还在B栋的老教学楼里，楼道灯光昏暗。我因为学习受挫，一个人躲在楼道转角处暗自神伤，几乎要落下泪来。就在这时，创院院长Jeffrey Lehman教授从他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正好看到了神情沮丧的我。他关切地问我：“你怎么了？进来聊聊。”我走进他办公室，他拿出马克笔，在白板上点出一个又一个小点，那些点就像我们读到的一个个案例、学到的一个个零散知识点。一开始，这些只是散乱、孤立的点，看不出形状也摸不到规律。Lehman院长继续在白板上画点，直到这些点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们自然串联成了一张完整的笑脸。
那一刻，我深受触动。在四年求学期间，乃至后来的工作中，每当我陷入繁琐事务的泥沼，感到迷失方向、失去动力时，那天白板上的笑脸总会反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变成我的精神图腾——好似黑暗的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有一座发亮的灯塔，提醒我坚持与积累的意义。
STL的学业压力是巨大的。同时攻读美国法和中国法课程，课程表连晚上和周末也都排得满满当当。在应对高强度的课业之余，还要兼顾模拟法庭比赛、交换项目、实习和《北京大学跨国法律评论》的编辑工作，我一度感到筋疲力尽。然而，工作多年后，我才幡然醒悟：那段可以完全自主掌控学习节奏、心无旁骛地汲取知识、不断挑战自我极限的时光，是何等宝贵。我常常劝慰在校的师弟师妹，一定要珍惜在STL的每一天，哪怕是那些痛苦的时刻，在未来的某一天回想时，也会变成甘甜的记忆。
刘幸儿和创院院长Jeffrey Lehman教授
刘幸儿和STL现任执行院长Mark Feldman教授
Q：在STL高密度、高质量的学习中，您有哪些难忘的课堂体验或锤炼了哪些受益终身的执业技能？
A：STL的课程不仅传授了我法律知识，更深刻地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其中几门课程的影响尤为重要，其课堂知识和相关专业技能直接作用于我后来的工作实践中。
其一是Peter Malanczuk教授的国际法课程。Malanczuk教授是一位资深的国际法学者，他的课堂超越了单纯的法条解读。他教导我们，法律不仅仅是冰冷的规则集合，更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对话与沟通的媒介。他通过分析跨国法律冲突中蕴含的文化因素，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法律工作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实践。这门课为我后来在国际组织处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政策协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另一门对我职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课程是Matthew Stephenson教授的法律解释理论（Statutory Interpretation）课程。在学习这门课的过程中，我尚未完全意识到它的价值。但在多年的工作中，尤其是在董秘局岗位上，我发现这门课教授的解释原则非常频繁地在工作中被运用到。虽然不再直接从事具体的法律业务，但我的日常工作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解释”——我需要解读懂理事会议事规则的具体条款，理解银行章程和内部准则中某一条款的起草意图，审阅政策文件，确保其表述精准、无歧义。Stephenson教授教的各类原则——探究文本字面意思、考察上下文语境、追溯起草原意，成为了我处理工作中棘手问题的利器。这种知识与技能的运用让我能够快速、精准把握文件的核心，并在起草新文件时，预先考虑到各种可能的解释空间，从而降低未来产生争议的风险。
除了具体的课程，STL核心的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更潜移默化地重塑了我的思维习惯。这种不断追问的教学方式，极大拓展了我看待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它培养了我一种本能般的批判性思维，让我习惯于对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既有规则进行建设性的反思。这种思维方式在我机构治理这一部门核心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在优化流程、评估政策时，我常常会下意识地思考：这真的是最好的做法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其他国际机构是如何处理的？我们是否可以借鉴？如果可以，其是否与我们的情况相匹配？这种不断的“反刍”与拷问常常能帮助我找到更优方案，推动机构持续改进。这种启发式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始终影响着我在处理政策性工作时的视角与方法。
刘幸儿与Matthew Stephenson教授
Q：从STL学法到国际舞台执业，您是如何将这一职业生涯连点成线的？
A：我的职业生涯与国际法律实践的缘分，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种子。2013年，我和另一位STL校友刘爽，在还未来得及选修投资仲裁课程的情况下，通过自学、向教授和师姐请教来积极备战，有幸组成当年中国大陆唯一一支代表队，赴德国法兰克福参加第六届法兰克福国际投资仲裁模拟法庭大赛。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团队最终从20个国家、30多个队伍脱颖而出荣获世界亚军，并同时斩获“最佳亚洲队”和“最佳非OECD团队”的荣誉。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我的专业能力，更塑造了我面对挑战的韧性。
刘幸儿与刘爽（STL2015届校友）参加毕业十周年返校活动
Q：从STL到新开行，您认为STL赋予您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A： STL赋予我的，远不止是法律专业知识，更核心的是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面对未知的勇气以及桥梁意识。这些素质在国际组织这种多元、复杂的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
第一，是敢于拥抱不确定性的“开拓者”心态。STL本身就是一个“试验田”。它从创立之初就带着探索中国法学教育新路径的使命，一届届师生共同参与了它的成长。我听说在校生规模明年将达到160人，这让我深感欣慰。回想我们入学时，仅有几十人，最初的几届更是筚路蓝缕。我能亲眼见证并参与STL的壮大过程，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无独有偶，我的职业轨迹与STL的发展高度契合。我在新开行创立之初加入了其筹备公司，2025年既是我毕业十周年，也是银行成立十周年。我同时见证了STL和新开行的成长历程。这种“从0到1”的经历，让我拥有了一种“开创者”的视角。起步阶段总是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外界也常常投来怀疑的目光，但能与其共同成长，克服困难，不断突破，这种自豪感与参与感是非常强烈、无以伦比的。新开行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今天三百多名员工，成员国不断增加，业务范围和体量持续扩大，这种“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感受，与STL创立初期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
第二，STL还在我心中深深植入了桥梁思维（bridging thinking）。法律人的真正战场，不在法条的字里行间，而在文明交错的裂缝之间。那里需要的不是筑起高墙，而是打破壁垒、搭建桥梁。这种致力于连接而非隔绝、沟通而非对抗的信念，始终指引着我在国际组织的工作。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法律思维（legal thinking）。虽然我目前的工作不直接运用具体法律，但我无时无刻不在运用着“法律思维”。这是一种更底层的、关于规则、逻辑和公正的思考方式。我记得在面试STL时，时任副院长Stephen Yandle曾对我说：“你毕业后不一定要做律师或者法务，你可以从事与法律完全不相关的工作。但请相信，从STL走出去后，你所拥有的法律思维将伴随你一生。”这句话使我记忆犹新，并且在我的职业发展得到了应验。这种思维模式，是我从STL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
Q：从法律实务到机构治理，师姐能具体讲讲您的职业发展路径吗？
A：回顾我的职业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转型、视野不断开阔的过程。我将自己目前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新开行”）董事会秘书局的角色理解为“规则的翻译者”和“共识的推动者”。我负责协调董事会治理、战略信息披露、跨国政策对接等宏观事务，这让我能从一个“高屋建瓴”的视角，洞察整个银行的运作机制。经过十年的深耕，我不仅对银行各部门的职能有了横向的全面了解，也对银行发展的历史脉络形成了纵向的深刻认知，由此构建起了一个关于多边开发银行运作的完整知识体系。
我的角色转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 项目局时期：2015年银行成立之初还未投入正式运营，我当时加入了新开行的筹备公司。当时法律局和董秘局尚未设立，我的工作涉及大量基础性的法律检索和政策框架研究，由此我有幸参与了银行最初的治理和政策框架的奠基性工作和初期的机构及项目法律工作并参与了新开行首批项目的正式谈判。
2. 法律局时期：随着银行投入正式运营和发展，我的工作重心转向了银行各类合同的起草、谈判与审核，更多地涉及到具体的交易结构与风险把控。与此同时，由于人员紧缺，我也同时承担了董事会秘书局的部分工作。
3. 董事会秘书局时期：这是我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跃迁。我于2017年正式成为新开行董秘局的青年专家，从这里开始，我的工作重心就从项目及机构法律事务转向了更具全局性的机构治理、会议筹备等工作。这需要我站在银行整体战略的高度，整合各业务局的诉求，并帮助董事会、理事会的决策得以被管理层实行。
回看过去的十年职业生涯，我深刻地感受到，在每一次角色转型中，STL所培养的“跨系统全局思维”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项目局，我需要理解项目的商业本质和发展效益；在法律局，我要在控制法律风险和鼓励银行开展业务之间找到平衡；在董秘局，我更需要一种高层次的整合能力，协调各方、凝聚共识。
STL的教育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直接的助力。例如，新开行一大亮点是区别于老牌多边开发机构如世界银行等要求借款方必须遵守自己的政策，而是在项目设计中采用“国家体系”（Country System）的原则，尊重成员国本国已有的制度，只要求借款方符合新开行政策要求的原则即可。这种灵活性则需要我在处理相关业务的时候具备更强的比较法知识和跨文化理解能力，而在STL中美两国法律体系下学习的经历让我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更加得心应手。
此外，模拟法庭和法律评论的经历也为我积累了极其宝贵的法律检索与严谨论证的训练。这些能力直接迁移到我目前起草董事会文件、会议决议和总结报告的工作中，确保了我所经手文件的专业性与逻辑严密性。可以说，STL打下的法律检索与英文文书写作功底，支撑着我快速适应每一个新岗位的要求。因此，当听闻STL的《北京大学跨国法律评论》重新开刊的消息时，我倍感欣喜。
刘幸儿和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芙
Q：作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董事会秘书局的高级专家，您的职责具体有哪些？
A：作为董事会秘书局的高级专家，我的职责兼具高度与深度。在管理层层面，我负责协调投资信贷委员会的相关事务；在董事会层面，我协助董事会（及其委员会）和理事会年会的筹备。十年内，我成功协助银行在印度新德里、中国上海、南非开普敦、阿联酋迪拜、巴西圣保罗、巴西里约热内卢等全球多个重要城市，筹办数十场部长级理事会和董事会等里程碑式会议。
此外，我深度参与了董事会秘书局核心政策文件的审阅与制定工作，例如银行的治理结构框架、董事会秘书局工作准则等。从十多人的筹备公司，到今天拥有约三百名员工、成员国不断扩大的多边开发机构，我很荣幸成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壮大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刘幸儿在巴西圣保罗
Q：师姐提到了您在工作中的一些独特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给您带来了怎样的体验？
A：这份工作给了我许多独一无二的体验，也让我始终保持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使命感。比如，我有幸两次见到巴西总统卢拉，在2025年5月还接待了习近平主席。每年的理事会年会上，我都有机会与各成员国财长共同参会，见证并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性时刻。此外，我还曾赴菲律宾马尼拉、英国伦敦等城市，与其他主流国际金融机构的同行一起探讨机构治理的最新发展，参加董理事会行业的创新经验分享会，并把学到的做法应用到新开行董秘工作的开展与提升中。这些经历让我对这份工作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和职业认同感。
刘幸儿在伦敦
Q：您如何看待当前国际组织所面临的宏观环境与挑战？
A：我们正处在一个“多重危机”（poly crisis）的时代。这个概念由历史学家亚当·图兹提出。他认为，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紧张、贸易争端、能源危机、经济碎片化等多个层面的危机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危机纠缠的局面。
我确实在这样的实际环境下运作，这在无形中给多边机构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但另一方面，这也凸显了像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这类机构的重要性。我们的借款成员国均为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共同挑战时，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多边开发银行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发挥反周期和催化剂作用，尤其是在近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后——当私人资本在经济下行期退缩时挺身而出，调动资源支持成员国。这种作用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期间愈发关键。
在2025年6月于金砖峰会期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十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年会上，各国财长都强调，新开行需要采用创新的合作模式，以开启下一个“黄金十年”，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韧性建设。这本身就是对“多元危机”最直接的回应。
刘幸儿在里约热内卢
Q：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师姐所在的部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A：我们董事会秘书局直接向董事会汇报，但是在工作层面，我们会向行长（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芙）汇报。罗塞芙行长强调，新开行的核心使命是，要避免将金融工具滥用于地缘政治目的。
我所在的董秘局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帮助董事会在复杂的危机环境中，坚守其战略方向，为成员国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
具体方式上，我们不仅组织正式的董事会会议，还会安排其他形式的非正式讨论，如务虚会（retreat）。在这种相对轻松的氛围中，大家可以更开放地、前瞻性地讨论一些政策性议题：例如，在当前地缘政治大环境下，新开行如何更好地发挥反周期作用和催化剂作用，如何推动系统性协作，放弃孤立应对的思维等。通过这些讨论，我们能帮助新开行在纷繁的挑战中找准航线。
刘幸儿在迪拜
Q：师姐能否给在校的师弟师妹一些学习与职业发展建议？
A：基于我个人的经历与观察，我想对在校的师弟师妹们分享一些或许有价值的建议。
1. 学业：广博尝试，夯实基础，无需过度焦虑
在学业上不必为单一的成绩或排名过度焦虑。STL的课程体系非常丰富，我鼓励大家尽可能地去尝试不同领域的课程，不要过早地把自己限制在所谓的“职业方向”上。我当年选修了许多听起来和职业发展“八竿子打不着”的课程，比如欧盟法、WTO法等等。有同学只专注于公司金融、并购等他认为对成为金融律师有用的课程，对其他领域一概不沾。这固然是一种策略，但我个人更推崇广博的探索。我们班有一位同学，当年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只是凭兴趣选修了网络法课程。在当时，网络法是一个非常小众前沿的领域，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还很不健全。正是这门课激发了他浓厚的兴趣，他随后的职业规划都围绕这个领域展开，成为了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所以，在选课、上课方面，我的建议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不要自我设限，命运的转折可能就藏在一门你偶然选择的课程里。
无论你选择什么课程，我认为有一类课程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那就是法律检索与写作课程。这门课所训练的法律检索能力、文书写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方式，是你未来职业发展中永远受用的“底层操作系统”。请一定把这个地基打牢。此外，特别是英文写作能力，很可能成为你未来脱颖而出的核心竞争力。请务必珍惜在学校里每一次写作训练的机会，利用在校期间夯实英文写作能力。
2. 职业规划：拥抱不确定性，寻找差异化优势
在实习和职业规划方面，我建议大家接纳更多的可能性，并积极寻找自己的差异化优势。如果你暂时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并不可怕，我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我们那一届有高达46%的毕业生都进入了国际律所，因为大家普遍认为那是最“光鲜”的道路。我也是随大流地去国际律所实习，并且在资本市场IPO部门实习了整整一年。然而我对那种与电脑文档为伴、缺乏人际交流、长期高强度且重复性的工作感到索然无味。我最终意识到，我的个性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认同感和满足感。这段经历虽然痛苦，但让我明确了自己“不喜欢”什么，也增强了我的抗压能力，这本身也是一种宝贵的试错和工作经验。所以，如果你通过实习发现了自己不喜欢的领域，这并非失败，而是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我在2015年毕业后的暑假拿到了新开行筹备公司的实习offer，从此开启了我的国际组织职业生涯。
通过这个经历，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不要把自己限制在一条路上。人生有很多可能性，都应去尝试、去探索。
3. 关于国际组织就业的理性认知与路径建议：
我必须坦诚地说，进入国际组织工作，尤其是获得正式岗位，是相当困难的。对于实习而言，国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中国籍候选人的机会在团队已经有中国人的情况下相对会更小，但如果你在实习期间表现出色，给管理层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当有职位空缺时自然会被优先考虑。
然而，我必须强调，要“多条腿走路”。我的建议是，不要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毕业后直接进入国际组织。你可以先找一份相关领域的工作，比如企业的法务、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等，可以一边积累经验，一边等待国际组织感兴趣的相关职位开放。职业规划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个不断探索、调整和取舍的过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迂回地接近你的终极目标。
此外，关于实习，我也想提醒一点：实习经历在计算正式工作年限时通常是不被HR计入的。如果为了刷实习经历而牺牲了核心课程的学习，那则是本末倒置。
刘幸儿在南非开普敦
Q：师姐，能否在心态修炼与心理能力成长方面分享一些心得体会呢？
A：回顾我这十年，我常常觉得职业生涯就像打牌。不是每个人一毕业就能拿到一手“王牌”——一份完美的、契合自身条件又喜欢的工作。重要的是，无论你手里拿到的是什么牌，都要尽全力把它打好。
我并不是我们班里找工作最早或最顺利的。同学们在研四上学期基本都尘埃落定了，但我因为当时执着于在律所实习争取留用直到毕业时还没有确定的工作offer。最终，我在毕业后才拿到新开发银行的工作机会，本身也有一定的“赌”的成分。但我当时并没有过分焦虑，因为我内心始终坚信：无论初期拿到什么样的牌，我都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在中长期把它打好。
当然，现实中我们都会有偏好的雇主类型，比如国际组织。但当理想岗位稀缺时，我仍然建议保持开放和灵活的心态寻找那些同样具有国际性、创新性，且在兴趣范围内的工作作为过渡，进行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储备，厚积薄发。
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相反，在律所工作时，我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上级的指责而内耗。但现在我的心态变得强大了许多，是因为我明白了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改变的，尤其是外部环境和他人行为。与其无休止地鞭笞自己、消耗自己，不如接受现实，专注于把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到最好，无需为自己暂时的迷茫或不足而感到恐慌。
最后，我诚心地希望所有STL的师弟师妹们，无论你未来走向何方，请珍惜在STL的每一天，夯实基础，勇敢尝试，保持真诚。相信美好的未来就在不远处等着你们去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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