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专访 | 周青：WE the People - 守正法律发展基金与一群STLers的故事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2016届校友

周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守正法律发展基金”发起人及首位捐赠人

是什么促使您选择以设立奖学金的方式回馈母校？

设立奖学金的初衷我想主要有二：其一，如果说我个人的律师执业有任何的成就，我们STL团队能在市场上成长壮大并赢得一席之地，那一定和在STL接受的法学教育是分不开的。用一个法学术语，在STL求学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道路上的“Constitutional Moment”。因此，我希望以设立奖学金这么一个行为，向STL这个Community（集体），尤其是那些从无到有创办学院的创院成员们，那些不远万里甚至拖家带口来STL执教的教授们、那些十多年来任劳任怨坚守岗位的行政老师们、以及那些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仍始终对我们学院抱有信心与提供支持的师友，发出一个讯息：那就是我们曾为之奋斗、为之坚守的一份愿景（Vision）是值得的，是卓有成效的。我们的理想正在成为现实。其二，则是我们希望以行为来定义我们自己。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的我们，终究要面对抬头看天、低头走路的现实。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各自人生的一道必答题。设立奖学金，以及团队定期的、持续的捐赠，在我看来不是回馈，而是对我们自己的提醒与定义。

为何选择“守正”作为奖学金的名称？这个名字背后是否有特殊含义？作为法律人，您如何理解“守正”对新一代法律人的意义?

这个名称主要有两层渊源。第一层渊源当然是北大的渊源。北大精神强调“守正创新”，对我们法律人而言，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守正”，坚守社会的正道、法治和公平正义，这是我对“守正”的第一层理解。

第二层理解源于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案件。2019年因为很偶然的机缘我接触到一宗极其复杂的争议解决与刑事危机管理案件，这宗案件既给了我用己所学投入实务的机会，也为我们团队设立奖学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当事人毕业于汇丰商学院，驰骋商场多年，还是海闻老师的忠实粉丝。他第一次见我就分享了他的人生感悟——“守正、出奇、修己、安人”。他说，无论是商人还是律师，都要坚守正道，但也要有创新，不过创新不能让社会陷入不安定状态。他反思自己以前的行为，意识到商业社会需要创新，但必须有界限，不能破坏社会稳定。这个案子对我影响很大，不仅在业务上，还在团队建设上都给了我很大帮助。所以，当我成为合伙人后，我就想回馈学院，设立一个奖学金，名字就叫“守正”，既契合北大校训，又结合了我自己的经历。

听说您的本科专业是化学，为何想要转学法律？

我原本是个标准的理工男，还做到了比较资深的工程师。2010 年年底，家里出了大事，父亲身上发生的变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作为家里的老大，花了一年时间处理这件事，之后决定辞职，想做一些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事。2011 年下半年，我辞职准备考研，当时我没考虑其他学校，就觉得STL是最好的，它将美国法和中国法结合的教育模式很吸引我，我觉得它有未来。

以您的经验来说，理工科和法学的结合有何优势，出路在哪里？

理工科和法学结合有不少优势。一方面，法律行业需要对社会有一定理解，进入法学院前若对某个行业领域比较了解，会更有优势。因为律师要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就得了解客户的诉求，而了解客户的前提是理解客户所处的行业。另一方面，理工科背景也给我带来了一些特质。以前做工程设计和质量保证时，我养成了认真甚至“挑剔”的习惯，这在法律工作中很有帮助。而且我比较注重逻辑思考，遇到案子，我往往先想事实是什么，而不是法律怎么规定的，这种务实、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在法律工作中也很有效。总之，千万别觉得非法本是劣势。我带团队时发现，有行业背景的律师更能和客户同频——他们懂技术员说的“热熔指数”，明白财务总监纠结的“摊销周期”。这种理解与共情能力，有时候比法律条文更珍贵。

至于知识产权这一块，因为我以前没专门做过知识产权的案子，所以我没办法说太多的东西。但我认为理工科背景的人学法律不是劣势，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优势会逐步显现。还有人觉得理工科转法律只能做知识产权，其实大错特错。法律本质是理解人性与社会关系的学问，任何行业经历都能成为独特优势。

您本科毕业后先工作几年后才选择读研，选择在职考研并进入STL的契机是什么？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对我来说，在职考研最重要的是下定决心进入全职考研的状态。当时辞职考研，身边很多人不理解，家里阻力很大，全家都觉得我疯了——年迈的外公甚至从老家专程过来看望我。同事、老板也挽留我，但我还是决定放弃原来稳定的路，去追求不确定的未来。可能也有一定的天赋，但更重要的是，当时下定了决心。有工作经历的优势也体现在这方面，因为有社会经验的人，一旦决定做一件事，就会更坚定。（补充：师兄是零基础考研， 2011 年 8 月辞职，2012 年上岸，而且当年法律科目成绩排名第一）。

听说您曾为提高英语水平坚持日常和所有人用英文进行交流，可以分享一下当时让您印象深刻的瞬间吗？这一经历对您的职业发展有何影响?

我当时坚持日常和所有人用英文交流，每天强迫自己和所有人说英语，食堂打饭都不例外。其实是受到一个很特别的学长的影响，他从武大毕业后考到 STL，英语讲得很好，让我印象深刻。研一的时候我的英语基础不太好，成绩一般，但自从开始用英语交流，研二研三成绩提高很快，选了很多美国法课程，甚至还拿了很多次 Dean’s Citation（院长嘉奖）。我想，如果没有当初勇敢开口说英语，我很难达到后来的状态。

语言是深入了解一种文化的窗口，英语对于学习历史渊源颇深的普通法更显重要。虽然现在做刑事业务很少用英语，但那段疯狂提高英语能力的日子，为我提供了深入理解判决与普通法的基础，使得我更好的参与课堂并在此基础上锤炼自己的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以及其他Lawyering Skills（律师执业技能）。这些技能，对于我日后以中文律师执业，帮助非常大。

听说您在校期间最喜欢公法类课程，这类课程对您日后的律师执业有何影响？

的确，我在校期间最喜欢宪法、职业道德、司法改革、刑法等公法类课程，这类课程对我日后的律师执业影响很大。首先，要知道律师经常处于极端的利益冲突场合，要解决的往往都是当事人重大而紧迫的诉求。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律师既要坚守法律的立场和职业精神，又要在案件里做出成绩让当事人满意，属于“戴着脚镣跳舞”的舞者。我认为，学好这些公法类课程，能帮助我们从踏入法律之门伊始就树立正确的三观和专业的职业素养，筑牢底线，有助于律师执业行稳致远。其次，公法类课程往往涉及到对自由、平等这些法学概念的辩论和思考。比如说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就经历了从Separate But Equal（隔离但平等），到著名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案否定种族隔离，再到Affirmative Action（肯定性平权行动），最终到2023年肯定性平权行动被宣布违宪的进程。可以说，在学校阶段对于这些法律概念的深刻思考，属于一个法律人对于法律所代表样貌的自有解读，也必将成为我们念念不忘且孜孜以求的目标。

您在之前基金会的视频采访里提到守正奖学金的设立日也是Michael Greco教授的生日，能谈谈您和这位教授的故事吗？

Michael Greco教授对我影响的确很大，和这位教授的故事可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他之前曾担任过美国律师协会的主席，也是波士顿一名资深的律师和管理合伙人。他当时在STL讲授国际刑法（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课程。刚进STL时，我是一个毫无法律背景的“门外汉”，对法律执业的认识十分浅薄，对自己的能力和未来也几无自信。自从他到STL执教后，我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么一位在英美法系最顶尖律师之一的风采并从他的言传身教中学习。他之前经常跟我说，说一个人的声誉就像一面“镜子”，一旦碎了就不可能复原。他还援引莎士比亚的话“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譬若玫瑰，任改其名，其香如故），告诉我不必在意自己外在的因素，以此鼓励我自信。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对我影响至今。这段缘份，也促使得我在成为律所合伙人之后，立志设立守正法律基金项目，以纪念甚至彰显这段对我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段岁月。

还有您印象深刻的其他教授吗？

除了 Greco 教授，Mark Rosenbaum 教授和 Stephan Jaggi 教授也让我印象深刻。Jaggi教授来自德国，师从美国宪法学权威Bruce Ackerman教授，当时在学院开设了美国宪法和比较宪法等课程。一方面，他先在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德国完成基础法学教育，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另一方面，他又在英美法系的顶尖学府耶鲁法学院攻读、获得 JSD 学位，是一位真正跨越两大法系的比较宪法学者。因此我认为他特别擅长用中国学生容易理解的思维剖析英美宪法和法学理论中那些最晦涩难懂的议题。他的课程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我得以由浅入深地理解甚至批判性思考宪法学中那些底层的原则和价值，例如 Separation of Powers（分权制衡）。他的课堂上有两件事我至今难忘。第一件就是，他在比较宪法学课上告诉我们，凡事都有很多面（Perspective），角度不一样，认识就会不同。他借此提醒我们，不要迷信权威，要敢于形成自己的观点。第二件事，则是他在美国宪法学课上，曾经就一个宪法学原则问题，连续问了我七个“为什么”。随着针对同一概念、同一问题的挖掘越发深入，我感到自己在众目睽睽下仿佛被逼到墙角，不得不绞尽脑汁、独立思考。不过好在，他听到我对于第七个“为什么”的回答后，似乎面带微笑地说了声“不错”。

除了Stephan Jaggi教授，另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教授则是专攻美国宪法诉讼的Mark Rosenbaum教授。他在STL教授两门课程，分别是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和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我关于他印象最深刻的同样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在讲解著名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案时，详细、着重讲述该案如何一步步到达美国最高法院，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案例。他告诉我们，诉讼就和这个世界上那些非凡的建筑一样，有地基，有梁柱，还有墙面和装饰。通过他的讲解，我第一次认识了“策略性诉讼”这一思想。这为我执业后介入企业控制权诉讼影响甚大。另一件事则是，他会在上课前让每位同学各选一首诗朗诵。课堂上是美国历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用他们的理性书就的一份又一份判决，课堂前则是同学们用心选就的中外诗篇，理性和感性交织碰撞，却显得和谐，这种体验非常奇妙。

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有同学怀疑美国法（JD）课程的实用性。您如何看待这种质疑？STL的JD教育的独特价值与时代意义？对中国法律从业者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就您的经历来说，您认为JD教育在工作中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您对最大化JD教育的价值有何建议?

我想：JD教育的独特性在于它所培养的是一种思维模式，即 “像律师一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lawyer”或“lawyering”）。这种思维模式告诉我们，在面对案件之初不要预设立场和偏见，而要具备与冲突各方当事人共情的能力，明白各自的立场及其利害关系（Stake of Interests）所在；这告诉我们不要迷信权威，没有绝对的真理，因为任何立场都可以从两面论证（Argue from both sides），我们要有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这也告诉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提供一个答案更重要。正因为可从多种角度来看待一个争议，所以律师所给出的答案几乎永远是——也应该是——“视情况而定”（It depends），故而，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存在标准的答案，而应该跳出框框思考（Think out of the box），给出创新而专属的解答。

从我有限的执业经历来看，在执业过程中面临复杂争议时，比如处理公司法诉讼，一位拥有公司法方向的法学博士学位的执业律师，可能基本会从公司法角度去看待、解决一个案件。但是STL的教育却使得我首先去想，客户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甚至都不将其看作单纯的法律问题，更别说从一开始就将其局限在基于公司法的法律问题这个范围。我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帮助我学会站在客户的立场去审视案件，继而在更高的高度寻找解决方案，甚至有时看起来“天马行空”。在一宗公司控制权诉讼中，我们敏锐地捕捉同时代理（concurrent representation）涉嫌利益冲突的情形，利用律师执业规范的规则赢得先机；在一个民事借贷法律援助案件里，我们利用了证据规则来论证我方的理论并在省高院逆转局面胜诉；在一宗土地纠纷里，我们设计了民事、刑事、行政三位一体的综合解决方案，进而赢得了当事人信任及更多的业务机会。

相比之下，我认为STL的教育模式，相较于国外传统的JD教育更具独特性。因为STL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STL的学生既能接受良好的基于普通法与JD的技能训练，又能扎根中国的现实土壤，运用在STL的所学、所思及探索，解决本土的问题。

听说您在毕业时曾放弃外资所的Offer，为了梦想选择了“北漂”，曾经度过了一段比较艰辛的岁月，当时是什么促使您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方便为我们讲述一下这些经历吗?以及，您用短短几年时间晋升为合伙人，可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吗？

2015年，也是我在STL的最后一年，因为李Y师兄的力荐，我得到了前往一家外资所实习的机会，并在实习期满后获得Return Offer。这家所是一家顶尖的美资所，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好几次为了准备好一份法律文书，我都工作到次日黎明，但在回住所小睡途中，却发现资本市场组的合伙人还在开电话会议。在外资所实习及工作的那段经历，以及有幸与其中几位合伙人结下的友谊，让我受益至今。

后来出于理想主义，想做刑事，我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彼时已经到了毕业季，我刚到北京时居无定所，一度借宿在同学余YJ的出租屋，又辗转漂泊，好几个月没有一分钱收入。直到毕业当年10月，我才找到第一份工作，和王HC同学一起如愿以偿成为了刑事辩护律师。在那段日子里，余YJ同学周末的吉他，和李XL同学的乐天和爽朗，还有我们三个大男人为迎接新年夜而做成的一锅黑暗料理，是我至今难忘的美好回忆。

2019年中，由于家庭原因，也因为归属感的吸引，我带着女儿回到STL所在的深圳，并在随后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接到一宗非常有意思的案件。这是一宗从代表一名当事人对抗一个庞大的法律军团，到代表他身边的众多高管，到代表数十家公司发起反攻，最终到争议双方握手言和的复杂企业控制权争议案件。这宗案件以及当事人对我的帮助巨大，争议的复杂与困难程度，成为我检验自己在STL所学的绝佳平台，也是我成为合伙人的起跑点，带我进入职业发展的“快车道”，并实现了从单一的刑事业务向复杂争议解决的业务转型。如今依托竞天公诚这一红圈所平台，我希望进一步拓展公司治理这一业务领域。我发现，因为有STL的教育作为支撑，我在进入一个新的专业领域时感觉得心应手。而且，这种自信不仅源于STL的教育，也源于STL诸位优秀的教授、学者。我至今记得，我在陷于执业的困惑、困难时，请教过曾担任顶尖外所管理合伙人和首席代表的满运龙老师，他告诉我：“律师面临的绝大多数专业领域问题，都是具备执业证就足以胜任的”，我想：我们不仅是执业律师，还接受过STL四年的教育，而满老师作为我眼中当之无愧的大拿，却给我如此自信的认可和鼓励，每念及此，我总是觉得充满信心和斗志。

听说您的团队招聘了许多STL的毕业生，您曾提到希望打造“STL梦之队”。我们采访了您团队里STL毕业生，询问了他们的工作体验，他们对您的评价都十分正面。比如您会带员工去练瑜伽，从不压榨员工等等，您为何对STL的毕业生情有独钟？

我团队里六个人有四、五位均自 STL 毕业，其中两位已经分别在2024年与2025年拿到了执业证。今年我还计划面向STL建立常规性的实习生轮换制度。我想以此为STL的师弟师妹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证明STL教育不是空中楼阁——当这支由STLer组成的队伍能持续地以创新手段解决那些复杂案件时，就成为最好的招生广告。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我坚信 STL 的教育模式有用，如果能组建 STL 毕业生队伍并发展壮大，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能证明 STL 教育卓有成效；另一方面，我想通过团队的努力，用团队创造的价值回馈学院，向学院、学校和社会证明，我们对 STL 的感情不是空话，这个比例也会随着团队业绩增长逐年递增。当然缺点也有，这也和学院的美国精英式教育有关，有些孩子需要更接地气、更务实一些。

您如何将STL精神融入团队文化？

我没想过刻意将 STL 精神融入团队文化，我觉得对别人说教没用，我希望自己先做到，用自己的坚持和行为让其他人看到这种坚持的意义，希望他们将来能接受、认可，甚至成为代言者、推广者。

您希望“守正奖学金”传递怎样的价值观？

我并未刻意传递什么价值观，而是希望这个奖学金能时刻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那些改变人生的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设立奖学金不仅是回馈学院，也是在通过持续的捐赠行为定义我们自己（define myself）。

对获奖学生有哪些期待？

我希望他们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看到，理想主义和公益心是值得追求的。不要过于功利，从长远来看，利他其实也是利己。我希望他们能够珍惜这个机会，努力成为更好的法律人。

您如何看待校友捐赠对学院发展的意义？对于形成“传承-反哺-共进”的校友圈可持续互助文化有何建议？

我觉得校友捐赠的意义不仅在于给学院提供资金支持，更在于通过这种行为定义我们自己，展示我们对母校的感情和责任感。我希望我们能创造一种文化，让更多校友加入回馈母校的行列。现在，已经有很多校友联系我表达捐赠的意向。这种示范效应非常重要，只要我们开始行动，就一定能带动更多人。

美国宪法序言起首就是“We the People”。我想，这句话对于一个国家很重要，对于我们STL Community，同样也很重要。对于一种理想，一种价值，一种生活方式而言，其实更需要“We the People”共同努力，去彰显、去坚持、去守护。

对有意参与捐赠但尚在事业起步阶段的年轻校友，您会给出什么建议？

我会鼓励他们量力而行地参与捐赠。捐赠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给予，而是通过持续的行为定义我们自己（define myself）。比如，通过每月小额捐赠的方式，我们可以持续表达对母校的支持。这种行为不仅能帮助学院，也能让我们在毕业后继续保持对母校的承诺、投入和感恩之心。

结合目前AI的流行趋势，您认为在法学领域，哪些能力是校园阶段必须夯实的？

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首先，共情能力、正义感和人性的洞察是AI无法取代的。法律职业需要对人心和社会有深刻的理解。其次，法学院应该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形成在法学教育阶段尤为重要。最后，批判性思维和快速把握问题的能力也很关键，就算是AI也需要提示词，如果问题判断不对，提示词错了，得到的答案也不会正确。

对正在经历职业迷茫或学业压力的学弟学妹，您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我也有过迷茫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当事人曾经告诉我一句话：“尽力了就是最好的结果。”这句话帮助我度过了很多艰难时刻。当你感到迷茫或有压力时，不妨问问自己：“我尽力了吗？”每天设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拜访几位律师或完成一项任务，这样会让你更有方向感。同时，也要学会放过自己，“躺平”也是一种人生态度，重要的是对自己好一点。

您如何看待法律职业中的“成功”？成就、影响力，还是其他维度?

我认为成功是一种个人的状态，是非常个体化（individualized）的。对我来说，最成功的时刻并不是我赚到很多钱或者有了很大影响力的时候，而是我在STL读书时，每天早上吃一顿美味的早餐，然后去学习比较宪法，从世界各国宪法学者的文章中找到可以从两面辩论的点，提出自己的反驳观点，那种内心的喜悦让我很难忘。所以，对我来说，成功就是内心的充盈和满足。

如果请您用三个词总结自己的成长之路，会是什么？为什么?

我觉得是“运气”、“坚持”，还有“能够面对和接纳不确定性”。首先是“运气”，因为我确实很幸运地遇到了很多贵人和机会。其次是“坚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最后是“面对不确定性”，我经常想起《黑暗骑士·蝙蝠侠》里的一个场景，一个人被困在井里，要跳过光滑墙壁上曲折的台阶才能到达井口，每跳一次都面临生命危险，很多人都失败了，但他最后成功了。我这几年的发展过程就像这个场景，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但只有接受并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才能不断成长。

对于STL、校友群体以及中国法治环境，您未来十年有哪些期待？

我对未来保持乐观。这几年的执业，我开始更加理性和成熟地看待我们自己。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保持善念和良心，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好。对于STL，我希望它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法律人，为中国法治建设贡献力量。对于校友群体，我希望我们能形成一个互相支持、共同进步的社群。而对于中国法治环境，我期待它能更加完善，让法律真正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工具。

最后，能否用一句话号召更多校友加入回馈母校的行列？

心之所系，共赴千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