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程之又，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以下简称“STL”）2016级法硕&J.D.研究生，曾获2016年港澳台新生特等奖学金、2016-2017及2017-2018学年度国家奖学金，并代表学院参加Vis East商事仲裁模拟法庭比赛。此外亦曾担任Sang Yop Kang教授研究助理和《北京大学跨国法律评论》编辑；并先后实习于贸仲华南分会、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和方达律师事务所（上海）。
2019年10月，程之又飞往美国波士顿，在麻省联邦地区法院开始了她的实习。下文是程之又所记的对此次实习经历的所感所想（囿于相关规定，以下记述中案件相关部分均为公开案件的公开庭审内容，不涉及程之又本人在实习中参与的具体案件工作）。
前不久一个颇受关注的综艺叫《令人心动的offer》，讲述了一群法学生实习的经历。怎样的实习是令法学生心动的呢？综艺中呈现的场景发生在律所：高大上的办公场所、有挑战性的任务、谆谆善诱的实习导师、并肩作战的小伙伴和超长的工作时间。而在美国，对法学生而言，最令人心动的机会常常是法官助理。许多最为优秀的美国法学院学生往往选择毕业后开始职业生涯的前几年去法院历练，成为法官助理。为此，顶尖的美国法学院不但会安排专门的职业发展老师帮助想成为法官助理的学生，还不时开展法官助理座谈会，分享申请和工作经验。法官助理经历甚至被写入小说——去年在爱荷华交换时，我在法学院图书馆里就找到一本名为Supreme Ambitions的小说，小说讲述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在联邦法院担任法官助理的种种故事。看完这本小说，我便非常想体验在美国法院的工作。成为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助理，这对非美国公民来说几乎可望不可即。事实上，在报名前往波士顿之前，我也从没想过自己能在美国法院，更不用说是在美国联邦法院实习。
直到站在麻省联邦地区法院建筑门口的那一刻，我依旧懵懂。实习开始两天前，我飞抵波士顿。第二天，周日，我到法院踩点。法院是一座坐落在海岸边的庞大红砖建筑。因为是周末，没有当事人和工作人员进出来往，一切都静悄悄的。大门口两侧的外墙上镌刻着美国历代司法界知名人士名言。后来，在波士顿爆炸案于第一巡回法院上诉时，我们这批来波士顿各法院实习的STL学生与介绍我们前来的Greco教授一起旁听庭审，并于庭审后在法院门口合影留念——当时，我们环绕的正是其中一句名言：“The dignity and stability of government in all its branches, the morals of the people, and every blessing of society depend upon an upright and skillful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翌日早晨八点十五分，我抵达法院。工作日的早晨，法院大楼颇为繁忙：这幢大楼不仅是联邦第一巡回法院和麻省地区法院的办公场所，也是波士顿的检察官办公室所在地。寄存包裹后，安检处已经有人排队进入法院。安检位置旁的桌子上摆着全日开庭的时间表。安检后，一位法官助理带我来到法官的chambers，我的实习生涯正式开始。
程之又一行在波士顿爆炸案上诉庭审之后在法院门口与Professor Greco的合影
三个月，我在Judge Saris的chambers工作。直到19年底，Judge Saris都是联邦法院的首席法官，她的个人chambers里坐满了她的法官助理。因此，我和其他几位实习生被安排在另一位Senior Judge的chambers办公。这位Senior Judge工作量较少，基本只接调解的案子，很少光临办公。我们几个实习生占据了巨大的海景办公室，每天背靠着999本Federal Reporter，面朝大海。
作为初审法院的实习生，每一个工作日是类似的，朝九晚五。在Judge Saris没有九点的庭审时，我们九点到办公室，阅读邮件，浏览法庭一天的庭审安排，检查法庭茶水，旁听Judge Saris和其他法官的庭审，草拟供法官参考的bench memo和判决初稿。每一次Judge Saris结束庭审，她都会在法庭外法官的衣帽间里和助理与实习生讨论庭审上的律师表现和法律问题。实习生写完草稿，一般会先发给法官助理修改，定稿后和相关材料一并交给Judge Saris；如果是判决初稿，Judge Saris一般会批改，让实习生做进一步的修改。我的第一份bench memo改了三稿。当得知第三份bench memo一次过关，我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
每一个工作日又都是不同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聆讯、庭审、判决。法院大楼里总有各色法官和律师匆匆而过：我就曾在大楼走廊上见到Justice Breyer穿着大裤衩子跑步。每个月的第一周前三天，第一巡回法院开庭。地区法院的聆讯、庭审等一般（在法官没有将案件交给裁判官（magistrate judge）调解等的情形下)由一位法官独立处理。巡回法院开庭时，却一般是三位法官正襟危坐，而数十例案件的双方律师则在法官面前展开严格限时的法庭辩论。一次开庭时甚至有“荣休”已久的Justice Souter坐阵。和《九人》中描绘的孤僻隐士不同，庭上的Justice Souter十分犀利。Judge Saris鼓励我们去不同法官的法庭旁听。诚如她所说，法官各有其风格，有的提问如连珠，有的静默少语，有的感性，有的理性。即使在Stare decisis和Sentencing Guidelines的双重约束下，完全做到同案同判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地区法院里有一位出名严苛的保守派法官，八十多岁，依旧精神矍铄地奋战在与罪犯作战的第一线。据说在前段时间引发很大关注的大学录取舞弊案（Varsity Blues）中，检方便想方设法确保这位法官成为主审法官，还引起了辩方的巨大不满。我旁听过这位法官对一起运毒案的判决。被告是墨西哥籍火车司机，罕见地忏悔了超过五分钟，并痛陈家人被黑帮威胁才不得已参与运毒。法官却不为所动，反而掷地有声地反问：你知道你所运输的毒品会毁灭多少人的人生，破碎多少家庭？随后按照量刑指南宣读刑法，没有作任何从轻的处理。和我同去旁听的其他实习生有些不赞同、不理解法官的严厉判决，我却觉得他说的那番话很有道理。
实习期间发生的最受关注的案件是第一巡回法院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上诉，辩护律师谋求为被告推翻死刑判决。那天Professor Greco和我们好几个在波士顿各家法院实习的STL学生一起旁听庭审。因为这起案件广受关注，第一巡回法院进行法庭辩论的panel room门口人头攒动，市民和记者聚在一起，所有人都需要登记排队才能进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时，一位就读于波士顿大学的中国研究生也不幸遇难。原以为当天法院门口会有不少悼念爆炸中死者的市民，不想带着横幅来的集会者主要都是来声援被告的，不是支持废死的活动家便是宗教的同情者。被告辩护律师的上诉主要基于初审时部分陪审团成员对被告事前存在偏见。公平的陪审团审判是美国宪法载明的根本权利。初审时法官审视了有关部分陪审团成员对被告存在成见的证据，却认为问题无伤大雅，选择不作处置，继续审判。审级制度的存在保证了二次审视问题的机会。虽然第一巡回法院的决定得等上几个月才会作出，但从法庭辩论的情形看，联邦政府很可能需要额外支出大笔经费准备对被告的重新审判。鉴于被告已经认罪，重新审判可能带来的变化仅仅是量刑上终审监禁和死刑的区别。如果第一巡回法院将案件发回麻省地区法院重审，这一案件将会成为不计成本维护程序正义的另一典范。
三个月的实习期间，Judge Saris的法庭相对平静，只有一起和雪地滑倒受伤相关的民事侵权案陪审团审判。审判过程中，原告律师的表现却让我大开眼界。我旁听的这许多聆讯和庭审中的代表律师不乏大律所的知名合伙人，也有很多久经战阵代表美国政府的检察官。观察这些出没于复杂的商业诉讼、集体诉讼和有影响力的宪法诉讼的大律师的庭上表现自然让我获益匪浅。可是，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还是这起普通民事侵权案件的原告律师。他看上去五十几岁，敦敦实实，毕业于不甚知名的本地法学院, solo practitioner。法律界传统颇为精英主义，在美国受众较广的法律博客和论坛中，毕业于非名校后单独挂靴执业简直是某种失败的象征。这位大叔律师却给我完全不同的感受，尽管案件并不复杂，但他侃侃而谈，交叉盘问被告所聘请的专家证人一语中的；最可贵的是，他的朴实作风令他在面对陪审团时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每当他发言时，陪审团成员都聚精会神，频频点头。
Judge Saris的chambers像一个小小的乌托邦。我想，每一个有幸与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法官共事的法学生都能深刻理解为何法官chambers的工作机会令人梦寐以求。接到相关案件之后，实习生被给予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展开独立的法律研究和法律写作。同时，实习生也可以随时和法官助理交流自己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并得到充分的反馈。作为我们chambers的传统，每天实习生与法官助理、秘书、法庭书记员都一起在大办公室里用餐。没有公务的时候，Judge Saris也会加入我们的饭局。大家在饭桌上谈天说地，讨论特朗普总统弹劾案和美国大选的动向和新闻。Judge Saris有时也会和我们探讨中国的新闻。Judge Saris不在时，大家会玩两局双关语拼字游戏（Jumble)。刚开始玩游戏的时候，我几乎是无可救药的最后一名；玩着玩着，却也竟能抢先找到一些双关之处、拼出一两个单词。
小小的乌托邦之外，是熟悉而又陌生的巨大的美国。来到波士顿以前，我曾在加州参加过暑校，在爱荷华交换——加上波士顿，足迹也算遍布美国西部、中部和东部。到地区法院实习以前，我也已经在中国学习了好几年的美国法律。和爱荷华城相比，波士顿无疑算个大城市。DC、纽约、波士顿，美东的都市都不可与中西部玉米地的小城同日而语。但波士顿又远非大都市（metropolis）：甫至机场，坐蓝线地铁不过十来分钟就路过市中心，抵达与东波士顿接壤的Revere市安顿；第一天到达坐落在海港边的法院时，不过步行二十多分钟，就能从海边到市中心，到Boston Common，沿着著名的“自由之路”踏上一段历史的旅程。的确，相对美国其他城市，波士顿历史悠久，名校林立，文化底蕴深厚。399年前，五月花号在麻省的普利茅斯登陆，标志了一个国家诞生的史前史。之后，爱默生在波士顿旁的小镇康科德写下”man is his own star”，卢梭也在康科德的瓦尔登湖栖居。波士顿也是美国最早修建地铁的城市，至今乘坐绿线，依旧是老旧的列车在老旧的轨道上慢慢吞吞地走，每次转弯都发出没上润滑油般的吱吱呀呀的声响。但在这样的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度的底蕴最深厚的城市，毒品、暴力和贫困的问题依旧屡见不鲜。地区法院最多的刑事案件便是毒品犯罪，其次是与帮派相关的暴力犯罪。短短三个月，我在法庭上见到太多为身为帮派成员的男友运毒接受法律制裁的女友，也目睹太多毒品缠身、成年后基本没出过监狱的惯犯。有时走在市中心，空气中若有若无地也会飘来大麻的臭味。地铁站是无家可归者的乐园：披着旧棉被的年轻人三三两两，甚至睡在地铁楼梯转角的平台上。在这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自由的边界却依旧受到挑战。仅在我实习的三个月，地区法院就有两场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盛大”庭审——在网上发表对政府机构的不满的边界在何处？如何定义恐怖主义威胁？怎样的观点才是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政治观点？相关庭审时，波士顿的总检察官甚至亲自督战，似乎恨不得将相关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人犯”绳之以法明正典刑。和朋友站在DC入不敷出行将关闭的新闻博物馆门口时，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新闻博物馆里到处都标榜着第一修正案，但第一修正案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在司法的层面终究还需要通过一个又一个案例来确定。
实习期间，我们的chambers送走了两位法官助理、三位实习生，他们离开时都在拼字游戏的书上签字，我离开时也不例外。“我的最后一个拼字游戏，”我在最后一个游戏那一页签下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天下无不散的盛宴，也没有不会结束的游戏。但这段时间中我所见所思所学，不会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