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思德（Stephen Yandle），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英文简称“STL”）名誉副院长，2009-2012年间担任副院长，2012-2013年间担任执行院长以及2013-2015年担任常务副院长。他拥有弗吉尼亚大学的学士学位和J.D.学位。Yandle院长曾任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助理院长、西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耶鲁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美国律师协会法律教育与招生副顾问，以及LexisNexis全球法学院项目副院长。
我们对Yandle院长的访谈将分为两篇。在本篇文章中，Yandle院长与我们分享了他与STL的故事。下一篇，Yandle院长会与我们分享他的求学经历、职业生涯以及对青年法学生的从业建议。在Yandle院长的设想中，STL是一座跨越东西的桥，它承载着一代人对国际交流与全球化事业的憧憬。让我们走近Yandle院长，去听听他与STL的故事。
Q：您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担任了17年的副院长，后于2009年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STL。您最初是如何了解到STL的呢？
在耶鲁大学工作多年后，我有机会管理纽黑文市的公共住房，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耶鲁大学是纽黑文市的主要经济力量，因为担心这一公共职务与耶鲁大学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我不得不辞去在耶鲁大学的职务。在耶鲁工作多年是一段美妙的经历，但我认为这次机会能够让我为社区做出贡献，于是我做出了改变。这一份公共职务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之后我回到芝加哥担任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法律教育副顾问。随后，我有机会与LexisNexis合作，为他们开发一个国际项目。
在LexisNexis工作期间，我的任务之一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愿意与LexisNexis合作进行法律研究的顶尖法学院。在这一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STL，那里的J.D.课程以英语授课，学生需要LexisNexis或Westlaw，而后者是LexisNexis当时主要的竞争对手，STL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合作院校。于是，我联系了STL的创院院长Jeffrey Lehman。雷蒙院长在密歇根大学工作时，曾经来过耶鲁大学，我们在那时就认识了。当我代表LexisNexis与Jeff商谈时，Jeff反问道：“你有兴趣来中国和我们一起创办这所全新的法学院——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吗？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创业项目！” 在两分钟之内，我就被这个机会深深吸引了。 2008年秋天，在第一批学生入学后不久，我参观了STL。那段经历彻底征服了我。在Jeff的邀请下，我加入了STL的行政管理团队。我曾在很多场合提到过，STL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这是我此生看到的法学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最激动人心的发展，参与其中使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Lehman院长与Yandle院长和夏令营营员们一起去海滩
Q：当雷蒙院长向你发出邀请时，STL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呢？是它作为一所全新的法学院而具备的可能性，它的创新精神，还是它为法学教育全球化提供的新机会？
最令我动心的莫过于：我可以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创业项目中，开拓革新。我可以在全新的环境中，以全新的方式运用我在法学教育领域丰富的经验。
时至今日，放眼全球，STL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但最令我感到振奋的不仅是STL的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更是STL在相关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尤其是法学教育国际化的旗头舰，是影响中美关系、两国经济成就乃至全球经济成就的新锐力量。我坚信，这所法学院可以在中美两国——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政治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坚信，这所法学院会成为一股万舸争流时缓和冲突、减少摩擦的中坚力量，会成为一条坚不可摧的纽带。我坚信，这是我们这所小小的学院最终必将完成的使命。
2013年，STL毕业典礼
Q：在美国，您积累了丰富的管理成熟法学院的经验。当您来到中国，和雷蒙院长一起创办STL时，您是将美国的经验、美国法学院的模式直接移植到中国来，还是进行了一些改变与调整呢？
从第一天开始，对我来说（也是对整个世界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是， STL是一所采用并适应美国J.D.模式的中国法学院。
我把我在J.D.项目上的经验带到STL，这并非是雷蒙院长、我或其他教职工在将美国的J.D.模式强加给STL，我们是想辅助这所中国法学院实现自己的J.D.模式。STL仍然是一所中国法学院，之所以采用J.D.模式，是因为它能够提供给学生适应国际化世界的重要训练。我一直认为这一区别对于STL的延续、兴盛，以及对于它如何获得来自中外的认可至关重要。
Q：您刚刚加入STL的时候，STL是怎样的？这些年您有没有目睹一些变化，包括学院本身的变化以及学生们的变化？
第一届学生非常出色！当时我们只有一个班级，大概五十个学生。我们称他们为“开拓者”（Pioneers）。想象一下，你是一名对法学院感兴趣的学生，一所全新的学校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而除了几页介绍材料外，你根本不知道它能提供什么样的机会以及它是否会成功，你必须通过层层选拔才能被录取。经过深思熟虑，你放弃了手上其他同样珍贵的机会，毅然决然地选择了STL。
我一直非常敬佩第一届学生的勇气。他们不知前路在何方，但怀揣着放胆一试的信念，开启了这段冒险之旅。他们格外投入、格外努力。这个班级规模很小，大家彼此之间都非常熟悉。整个学院只有他们这一届学生，大家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集体，无论发生了什么，大家都一起面对。他们真的非常出色！
第一届学生的英语水平整体上不及现在STL的学生高，部分同学的英语能力稍显薄弱，这给他们的学习造成了一些困难。然而，在我工作的这些年里，我从未遇到过这样一群如此珍视并享受他们的教育机会的学生。这是一个温馨的环境，就像一个大家庭。他们和美国的法学生有相似的特点，但他们的专注、热情、投入、面对挑战时的韧性以及对学习的奉献精神是我遇到的任何学生都无法比拟的。
与夫人Martha Anne女士和同学们一起包饺子
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几件事发生了变化。班级数量增加到了四个，学生人数也是原来的好几倍。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早期，有些学生的学术履历令人信服，在全国性考试中表现出色，但他们的英语并不流利，因此在学习时会遇到困难。我总将学习法律形容为学习一门外语，用外语学习外语更是难上加难。在处理复杂的法律材料时，你需要进行两次翻译。在我刚刚进入法学院读case时，我不得不停下来反复阅读同一句话——我简直不敢相信用自己的母语读材料也要花那么长时间。所以，我一直很钦佩用非母语学习法律的学生。
但与此同时，STL的学习氛围越来越像美国法学院。学生们更容易像美国学生那样试图寻求学习的捷径，或者说在学习时“偷工减料”。并非所有学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在美国，只要身处顶尖学校，即使成绩不是特别好，学生也会有很多工作机会。有些学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我会尽量维持一个相对满意的成绩，但我不打算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全面理解所学的知识。”
我曾经说过，STL最好的学生与耶鲁法学院最好的学生的区别在于，在学习极其复杂的内容时，耶鲁最好、最勤奋的学生会掌握到差不多98%的程度，然后停下来说：“我已经学习得够久了，我已经掌握得很好了，现在我要去做别的事情了。”相比之下，STL里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其占比多于耶鲁——会执着于掌握最后的2%。在彻底掌握之前，他们不愿意停下探索的脚步。
我已经三年没有回STL了，所以我不太清楚现在的状况。但我当时确实注意到了一种改变的趋势。与以前相比，我称赞为“痴迷的投入”（obsessive dedication）的现象似乎有所减少。随着学校越来越成功，毕业生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现得像美国法学生一样，不再像以前那样处处勤奋。
Q：现在STL仍然有同学“痴迷的投入”，力求掌握最后的2%。然而，我自己好像采用了一种“抄近路”的学习方式。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能掌握98%，通过考试，并避免因额外的讨论和努力而精疲力竭，那我为什么还要多花10%的精力去理解那最后的2%呢？”从您的角度来看，最后2%的掌握程度又能带来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必须承认，我在学生时代也经常“抄近路”。我会把课程区别对待，对于某些我认为很重要的课程，我会重点学习；而对于那些我觉得不重要或者没那么有趣的课程，我只会做必要的努力来通过考试。我不是在批判这种行为，因为这多少是人的本性。只是在早期阶段，STL的独特性在于几乎所有学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也不是说后来STL不如从前了，它只是变得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更加相似了。
我认为这是人生重要的一课：在学生时代，我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上述判断后将课程区别对待，而不会影响自己的教育体验。进入职场后，我的心态经历了彻底的转变，我开始保持一种完全投入的态度。作为学生，你是在为不确定的未来做一般性的准备。而一旦开始工作，你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世界、特定的使命和特定的角色。我一直相信，对于真正想要追求的事业，我必须全心全意投入其中。
我认为学习和工作是有区别的。虽然在学校里百分百投入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很有可能达不到。然而，一旦步入职场，成功的关键往往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我的经验法则是，如果你从事的工作不能让你感到兴奋和全心投入，或许是时候考虑尝试一些其他的机会了。
2014年，Yandle院长在STL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上
Q：STL的初始目标是培养“桥梁型人才”（Bridge People），您能否详细解释下其内涵？
我们用桥来比喻弥合差异，“桥梁型人才”能够跨越差异，将不同群体连接起来。我们曾经告诉STL教授们，虽然STL的课程设置与美国法学院非常接近，但至少应该有10%的阅读材料应该具有跨国特色。STL是一所跨国法学院，因此在讨论像“实际履行”（specific performance）或“对价”（consideration）等普通法概念时，我们应当关注这些概念在跨国法语境下的差异。
早年，我曾与一位深圳的商人有过一次颇有启发意义的对谈。改革开放之初，大量美国企业涌入中国，许多美国人积极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活动，但他们却不能信任自己的中方合作伙伴。这位深圳商人告诉我，他无法理解美国人对合同的痴迷，他们执着于对合同条款字斟句酌。他认为通过合同来推测变幻莫测的未来并不明智。他主张与商业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一旦发生意外，他们就可以根据当下的关系来决定如何应对。
认识到这些文化差异，对于达成双方都能接受且依约履行的商业交易至关重要。这正是我们努力向STL学生传输的理念，并且，我们希望他们能在跨国语境下运用批判性思维。
Yandle院长在深研院的趣味运动会上
Q：在您看来，跨国法律实践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语言还是其他因素？
精通他国语言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我有一个在美国从事跨国法律工作的朋友，尽管他们有双语翻译，但误译的情况还是会经常出现，需要不断地调整与修改。然而，相比语言问题，文化差异更为棘手。我们或许可以减少语言上的障碍，但世界观与文化视角的差异却难以消除。
令我感到沮丧的是，美国人倾向于将中国问题放在美国的语境中看待。美国人的观点似乎是：“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这样看待、理解这件事。”这种观点格外荒唐，因为你并不是中国人。站在另一角度的中国人则不会如此，中国人不会说如果他们是美国人会如何看待此事。我没有从事过跨国法律工作，所以我不确定这在法律实践中是何种境况，但这种心理在政治领域中屡见不鲜。美国经常批判中国的行为，只因中国在处理相似问题时的方式与美国不一致。
有一种可怕的“美国式傲慢”，即认为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应当是所有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无法不带价值判断地承认与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是我们尚未克服的重大障碍。我相信，至少在法律领域，接受过跨文化训练的STL毕业生更可能提出有力的解决方案。
2011年，Yandle院长在万圣节派对上
Q：STL创办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完整的、高质量的美国法教育成为得到ABA认证的第一所海外法学院。但美国律师协会最终于2012年决定不再认证美国与波多黎各以外的法学院。请问您是否能够告诉我们美国律师协会决定不再认证海外法学院的原因呢？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
2012年，我们收到了最终结果。那封通知信时不时会浮现在我眼前，我至今难以释怀：“即使该学院能符合美国法学院的所有认证标准，美国律师协会也不会接受任何美国以外的法学院的认证申请。”这是我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结果，因为它是一个明显受保护主义影响的不公正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一结果使美国律师协会蒙羞。
就全球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而言，给予美国以外法学院申请认证的机会比专门为STL带来某些特殊利益更为重要。STL的学生总有办法获得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执业的机会——包括美国。这些学生在美国律师资格考试中具有相当高的通过率。这本是美国法律界可以将其品牌国际化的良机。毕竟，美国法在现代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曾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本来有一套值得骄傲的法律体系，并且近年来，随着世界对美国法律理念的逐渐认可，美国法律界的国际影响力也水涨船高。因此，向教授美国法的海外高校开放认证通道，能够进一步扩大、深化美国律师协会的国际影响力。由于内心狭隘的地区保护主义作祟，那些具备美国合格执业律师资格的人们反势而行，对此我深感不幸。
此外，整个认证过程有失偏颇。外界对STL常有的一种误解是，STL申请了美国律师协会认证，但没有通过。其实，STL并非没有通过，而是与那些非美国及波多黎各本土的法学院一样，被剥夺了申请认证的机会。STL在程序上没有获得申请认证的机会，也无法获得实质性评估。错过这一机会是美国律师协会所犯的严重错误。
于我而言，最难过的是莫过于自己曾经担任过美国律师协会法律教育副顾问，而我的工作正是关于美国法学院的认证。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的任期之内，那么我一定不会让这个机会白白溜走。那些在我看来相当错误的决定，竟然是由监督认证过程的代表委员会作出的。更不幸的是，我的一些好友在这个问题上竟然也站在错误的一边，甚至影响了我与他们的私人关系。获得美国律师协会认证这件事谈不上是对STL的负面影响，更多地是我对前同事们未能把握良机的极度失望。
Q：STL诞生于一个跟现在比较起来更相信合作共赢而不是冲突互斥、更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时代。但历史并非总如射出的子弹一般笔直向前，而是充满往复与曲折。意识形态的冲突、中美关系的紧张以及全球经济的逐步“脱钩”，种种迹象似乎都预兆着更深刻的分歧与对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您认为J.D.教育模式具有何种重要意义呢？
我坚信任何事都不会让J.D.教育模式变得与现实脱节、无足轻重或者毫无用处。除非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彻底决裂，否则我无法想象STL教育的重要性会降低，或者为毕业生创造更少的机会。STL令我兴奋的一件事是它创建了一支法律人队伍，他们将会在推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日益紧密的经济交流上大放异彩。如今这种观念已经不可撼动。诚然，这一目标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但越难实现，便越需要法律人刻苦钻研。
举例来说，当案情不那么复杂时，你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软件起草一份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合同。但当事情越来越复杂时，律师的作用只会不断放大——特别是那些受过独一无二的专业训练的STL律师。因此，市场对STL毕业生的需求正在上升。
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世界里，但世事的前进与发展总是伴随着短暂的曲折与倒退，万物总是循环的。我相信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减少中美冲突终将使两国受益这一事实。他们很有可能会朝着减少冲突的方向进行制度设计，以期获得更多政治收益。
此外，STL另一个惊人的发展是加强了中国法的课程（J.M.）。我们最初主要关注J.D.项目，但现在我们拥有同样强大的中国法法律硕士项目。中国法法律硕士是培养学生法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学生们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比早期几届学生更加丰富。我坚信，J.M和J.D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之路未来可期。
2019年，Yandle院长在STL的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上
Q：您认为在STL工作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些关于STL的故事吗？
我在STL遇见了优秀的同事、亲密的好友，但在法学职业教育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我的学生们。STL的同学们在我的心里占据了一处特别的地方，他们的优秀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的妻子与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在STL与同学们的交往中，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了数百个孩子。我喜欢关注他们生活中的点滴。
长留在我脑中的便是STL生活和工作给我带来的“生命体验”。光阴荏苒，我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毕业，开始他们的事业、结婚、生子。这些事总令我想起那段初来STL的岁月。我们就好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夜以继日只为创造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易碎但长存、意义非凡的东西。
我与许多以前的学生通过邮件保持联系。我最近就收到一封邮件，我的一名学生刚获得了牛津大学法学院最佳毕业生的殊荣。这个好消息令我无比喜悦与激动。看到学生们如今或成为大型律所合伙人、或在各自的领域中发光发热、或组建自己的家庭……点点滴滴，都带给我巨大的满足感。每个人的故事或许看起来简单而平凡，但当它们加在一起，便构成了我无比珍视的“生命体验”。
2017年，Yandle院长在STL校友会成立大会上
Q：在法学院的学习与生活不可避免地充满着压力，尤其是第一年，学生必须适应全英文的教学环境。如果一名STL学生来到您的办公室，向您倾诉自己的压力、沮丧，并且质疑自己选择学法的决定，您会如何开导他们呢？如果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遇到困难，您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有过不少这样的对话。在当今这个时代，焦虑情节被前所未有地放大了。一般来说，我首先会使用“苏格拉底教学法”。我会问：“你为什么认为这里不适合你？究竟是什么让你产生这种感觉？”通常情况是，学生们将自己困进了一种思维定式，他们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让当下的感受显得不可避免。但通过与他们交流，我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他们不属于这里，只是被困难暂时吓到了。
在美国，教授通常都会有“交流时间”（Office Hour），以便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只要我的办公室的门是打开的，这便是我的“交流时间”，学生可以随时进来和我聊天。当我初到中国时，许多学生并不习惯这种做法，这也体现了一种文化差异，当时没有一个学生主动走进我的办公室。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人过来跟我聊天？”他们回答说：“我不能随便走进一位教授的办公室。我记得我唯一一次进老师的办公室是在我做错了事并准备接受批评的时候。”因此，在STL初创的时候，我常常向学生们解释如何与教授沟通。渐渐地，我想他们也逐渐适应了这种方法。
当面对困难时，我相信向那些理解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的人倾诉是最好的办法。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下，解决困难的方法可能不同。比如在中国，学生们一开始可能不愿意向他人寻求帮助，他们会想：“这是我的问题，我需要自己解决。”但根据我的经验，坐下来跟别人讨论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带来思考问题的不同角度。
当时一个学生的学习过于吃力，严重打击了她的自信心。她十分努力，但是心理障碍却总是如影随形，并影响了她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她去找她的教授。这个策略奏效了——最终结果是，她其实是位非常优秀的学生。所以，我建议像利用资源一般“利用”你的教授。
此外，你也需要和你的朋友们谈谈。许多人可能不好意思向他人倾诉，因为他们总将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归咎于自己。其实，如果你开始与别人交流，你就会发现其他人也有一样的感觉。我最不希望看见的事情就是学生们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而试图自己解决一切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往往意味着你很难从家庭获得帮助。有时候，你的家人可能无法理解你此刻正在经历的一切。他们只希望你“再努力一些”，而对你的其他情感诉求熟视无睹。“自己会让家人们失望”等类似念头压得学生们喘不过气来。对一部分学生来说，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他们的家庭。我永远不会忘记与一位学生的对话，她在班上表现优异，受到了高度的赞赏。我有一次随口对她说：“你的家庭一定为你的成就感到骄傲吧。”可她却说：“如果我有个男朋友并且准备结婚生子，他们恐怕会更开心。”即使她是世界顶尖法学院的尖子生，但她的家人最关心竟然还是她是否能在确定的年龄结婚生子，免得以后“没有人愿意娶她”。我惊呆了。虽然家庭很重要，但有时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你、支持你。
Yandle院长与同学们在交谈
Q：法律市场最初经历了繁荣，但此后又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些人可能对全球法律市场，或者中美各自的法律市场失去信心。请问您对中国、美国乃至全球法律市场的现状与未来持何种态度呢？
我对精深的、跨国的技能在法律市场的长期前景十分乐观。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世事发展有波峰与波谷，有时这些动荡会十分明显。就在六个月前律所还在雇佣大量的律师，但现在他们却说：“糟糕，我们一不小心雇太多了。”于是他们开始裁员，将一些新人律师的入职日期推迟一年，这些新人不幸地成为这动荡行情的受害者。回望2009年，就在经济危机之后，律所急剧缩招。与现在类似，当时已经收到入职通知的人也被告知需要等待一年。有的律所甚至在撤回录用信后只留下一句轻飘飘的通知：“抱歉，我们现在没有您的位置。”
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STL正在改革法律写作项目。在STL开办的第一年，这门课由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普通写作导师负责。第二年，这个项目被调整为类似于美国的法律写作项目。因此，我们急需6到8名接受过法律训练的毕业生来任教。事实证明，那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双向选择。当时许多年轻的法律毕业生因为律所冻结招聘而丢了工作，因而感到自己前途未卜。我们就在此时雇佣他们，组建了一支专攻法律写作课程的师资队伍。这些法律毕业生来到STL，表现得非常出色，随后又获得更大的成就。虽然他们毕业时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感觉未来渺茫，可等到新的机会出现，他们敏锐地抓住了它并以其为阶梯，而后迎来事业之春。
目前，我们也正处于这样的关头。我很难想象事情没有转机。我相信在这样的至暗时刻，最容易受影响的一定是那些技能面太窄的人。这些技能仅仅对应特定市场，若市场收缩，他们就遭殃了。
跨国法的训练意味着发展一套相当广泛的技能。首先，法律领域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其次，我虽然从来没有从事过法律工作，但我从来没有在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方面遇到困难。我并非一开始就打算不做律师，但我的法学教育给我提供了一套取之无尽的钥匙串，为我打开了通往各种机会的大门。
Yandle院长与同事们
Q：STL可以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近年来，我们看到一种去全球化的趋势。疫情之后，年轻一代正面临着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新压力。鉴于此，您认为STL的理念是否也应该作出相应地调整？
我相信全球化终将是大趋势，唯一的问题仅仅是它到底走得多顺而已。一旦我们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除了战争和经济崩溃等重大破坏之外，便再无法回头了。如果真发生了上述事件，那么我们将要面对的就是比STL课程设置更大的麻烦。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全球化的进展到底有多顺利？
有可能平稳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颠簸的时代”。可越在此时，STL毕业生的重要性也就越凸显，尤其是STL所注重培养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和解决问题能力（Problem-Solving Skills）。所有事情都需要被规范化，需要由经验老到的法律人们出手处理。越艰深的领域，越需要STL培养的成熟的法律人。
Yandle院长在2012届毕业晚宴上
Q：您提到全球化其实是因为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颠簸而非平稳的时代，令人印象深刻。在我们对英国脱欧等政治剧变感到世事莫测、对跨国法失去信心时，您的观点十分鼓舞人心。我相信，许多如我一样的年轻人都对当前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围绕国际市场、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感到忧心忡忡。相反，尽管国际局势面临着诸多挑战，您却对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的情景持有坚定乐观的态度。请问您是否能分享您对全球化未来保持乐观心态的原因吗？您的自信从何而来呢?
我的乐观是天生的。有些人生来就是这样，我一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我的自信来自于经验。
我现在76岁了。我有足够长的时间理解历史向前发展时的曲折往复。我想，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视角囿于你所处的年龄阶段，不能明白超出它之后的事情。但现在，我已经见证了很多阶段。世事虽有波折，但总向着一个大方向发展。芝加哥前市长有一句至理名言：“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一场危机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激励因素，推动人们去发现以前从未发现的机遇。
我认为这很有意义。以英国脱欧为例，人们说这是英国欧盟律师的灭顶之灾。然而，英国不得不亲自重建欧盟协议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因此，这实际上为更多的律师创造了工作机会，危机变成了机遇。从微观层面上看，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但在宏观层面上我们仍有理由保持乐观。
*本篇访谈由陈欣园、何梓萱、李雪晨、卢晴、袁梅紫同学采访、撰稿及翻译；由周庭宇、何梓萱、卢晴、孙凡舒同学校对。
